1936年11月，周恩来与贺龙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山区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指挥安排。随着会宁会师的完成，红军各部队的力量重聚，但新问题随之而来：如何统一指挥、协调行动？红军的兵力、装备和指挥官构成不一，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的指导方针曾存在分歧，因此部队间的统一显得尤为紧迫。

中央开始考虑前线指挥的人选，彭德怀成为了主要候选之一。他的优势在于长期接受中央的领导并在接近陕甘根据地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具备果断的指挥风格。彭德怀的决策能力使得他在关键情况下能够承担重任，而红军需要一位能够将不同背景的部队紧密结合的人。

贺龙则是红二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他的威望和革命经历使他在指挥中不可或缺。因此，中央在选人时并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还必须顾及各部队的心理状态，避免因指挥调整而引发抵触。周恩来与红二方面军接触，旨在安抚士气并了解他们的想法。

在讨论前线指挥时，周恩来向贺龙阐述了中央的意图，贺龙直接表示：“服从中央，服从彭老总。”这一表态简洁却意义深远，它不仅展示了贺龙对中央决策的支持，也发出了其他部队团结一致的信号。

贺龙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失去思考能力，执行统一指挥并不排斥提出个人意见。红军需要的指挥官是在中央确定战略方向后，能够将个人观点融入整体布局的军事领导。贺龙与彭德怀的性格虽相异，但对统一领导的接受获得了周恩来的认可。

会师后，中央迅速调整了西北红军的组织架构，彭德怀担任主要指挥，贺龙和其他将领在统一指挥下分工协作。不同系统的部队开始朝着同一目标行动，这样的变动，尽管士兵未必完全理解文件中的变更，却能在实际的指挥和供应中感受到协调的效果。

1936年12月，山城堡战役爆发，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和灵活战术获得了胜利。虽胜利的原因颇多，但会师后形成的统一指挥显然是胜利的基本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贺龙的表态并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接，红军指挥体系经历了多次调整，职务的安排需结合整体部署。贺龙在关键时刻的表态反映出强烈的组织观念，革命军队的团结不是依赖于个人崇拜，而是要形成紧密的整体。

周恩来听到贺龙的表态后，心中的压力有所缓解，对中央而言，统一指挥的挑战不仅在于人选本身，更在于各部队是否能真正贯彻执行。贺龙的态度给红二方面军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会师后，红军将凝聚为一支有序的军队，而不是几支临时组合的力量。